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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衰败之路让我们变好的经济学在哪里

2020/11/20 来源:克孜勒苏信息港

导读

《通往衰败之路》:让我们变好的经济学在哪里金融市场动荡的时候,哀鸿遍野少不了。可当大声询问谁来为此负责的时候,得到的答案往往是,我们自己

《通往衰败之路》:让我们变好的经济学在哪里 金融市场动荡的时候,哀鸿遍野少不了。可当大声询问谁来为此负责的时候,得到的答案往往是,我们自己。当资本在自己手里的时候,银行家、投资家、路演专家都会围过来,这被很时髦地称为金融服务;而当资本消失不见的时候,我们却不能让任何为你提供服务的人来埋单,只能自己去收拾残局,或者顶多去对监管机构发泄一通……有时候,我们可能无法理解监管机构竟然管不了这些事?!但这种责怪,本来就很奇怪。当我们的钱包被偷时,会去警察那里求助,但不会因为丢钱包的事情去责怪警察。本来,我们应该去责怪那些提供服务的人。但我们可能也不一定会这样做,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我们会得到一个答案: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愿赌服输。那么,被忽略的关键就出现了:这个选择究竟是不是能够算作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有没有人故意诱导了我们的行为?他们有没有隐瞒已知的信息和提供虚假的信息,也就是说,他们有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很遗憾,答案往往是肯定的。然而,即使这样,我们可能也会很快去理解他们,因为即使一个人不这么做,他的同行可能也会这么做。而我们之所以可以达成理解,是因为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自己已经接受这样一种规则。这个规则既不是天生就有,也不是一成不变。事实上,最起初,我们接受起来还有些困难,颇费了些功夫才完全接受它。而在这个过程中,主流经济学其实就像一双无形的手,始终在推着我们往前走。所不同的是,我们的手中举着一张经济学苦心孤诣颁发的作恶通行证(LICENCE TO BE BAD是本书的英文版书名),以便能够以更加心安理得的方式,走在一条在奥尔德雷德教授看来是通往衰败的道路上。《通往衰败之路》,乔纳森 奥尔德雷德 著,苏京春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7月出版。这里说的“衰败”,绝非是指我们的物质生活。坦言说,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总量上表现得更加繁荣,贫困也得到了减少。这里说的“衰败”,针对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道德,我们之间的信任,我们所在制度的公正与公平,我们在利益之外还应当承担的某种责任,总之是指那些我们所丧失的但自己甚至都没有意识到的良好东西。这不是我们道德水平天然低,或者我们在故意去做坏的事情,而是因为经济学在不知不觉中引导着我们,让邪恶的、不道德的、不好的行为逐渐变成一种趋势,甚至变成一种流行,最后变成一种标准,而信任、公正、公平、责任则在这个过程中离我们越来越远。实际上,对我们所处的当下社会影响最为深入经济学常识,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凯恩斯开创的宏观经济学提出了政府应该在经济发展中有所作为的观点,认为政府应该通过公共支出或者减税来刺激经济复苏。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漂洋过海,成就了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又于1942年返回大不列颠,通过贝弗里奇报告推动英国成为“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而在1944年,《通往奴役之路》正式出版,哈耶克声名鹊起,认为中央计划盛行之下的英国政府必将倾向于越来越多地在经济当中发挥作用,最后走上纳粹德国的集权道路。也正因如此,哈耶克一度被摆在与凯恩斯对战的位置上。这是我们都熟知的一个故事。而在这个故事的背面,我们可能不太熟悉的,还有三个相关的故事。第一个,就是作为一名名不见经传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年仅32岁的哈耶克到英国求职时所遇到的人,正是时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院长的贝弗里奇,从而得到了一个讲师的职位。贝弗里奇那时当然还不知道,这位讲师在16年后,成为了朝圣山学社的领袖。是的,这个凯恩斯掘墓者们的领袖,是由凯恩斯主义政策执行者作为伯乐挖掘的。第二个,就是《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因为充满争议的言论遭到许多出版商的拒绝,一直到一位名为戴雷科特的教授说服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将其出版成册。这并非运气。戴雷科特的妹夫弗里德曼,是货币主义的灵魂人物,是在大洋彼岸另外一个坚定的凯恩斯主义反对者。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弗里德曼这个跨洋知音,可能就没有《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的出版,就不会有凯恩斯时代辉煌过后撒切尔和里根掀起的另外一股浪潮,而哈耶克自己的思想也很难被奉为圭臬。如果说以上两个故事还是太“象牙塔”了,那么奶农费舍尔与哈耶克之间诉说的财富增长与思想扩张的故事就接地气了——费舍尔,作为一个农民,依靠“笼养鸡”发家之后,不断支持着哈耶克的经济研究。也是基于费舍尔二十年对哈耶克研究智库持之以恒的支持,他与撒切尔夫人面对面交谈。费舍尔1981年创立的“阿特拉斯经济研究基金会”,在全球90多个国家有超过500家机构,倡导自由市场经济——我们也可以直接地说,涵养和传播哈耶克的思想,然后再不断地获得更多大公司和大富豪的资金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已经不再是一个理论,它更像是一个文化现象,就像电影《盗梦空间》里讲述的那样,成功地植入到了我们的脑海当中,深深地改变了我们。更何况,产出自由市场经济的朝圣山学社,不止有一位哈耶克,还有公共选择学派的奠基人布坎南,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科斯,货币主义学派的奠基人弗里德曼,法经济学的奠基人波斯纳,以及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斯蒂格勒。奥尔德雷德教授的评论常常让我过目难忘,比如“正是这些新思想,而不是什么权贵们的阴谋,造就了我们当下所生活的由市场驱动的世界”。这种“造就”有一个十分显见的轨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是斯密。然而,虽然他强调的是开明的利己主义,以及著名的道德情操论,但是这一基石发展到现代经济学阶段,以新思想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已然面目全非。现代经济学热爱“理性经济人”——这个像机器人一样基于个体利益最大化而不停地去计算从而作出选择的假想人。理性经济人与现实经济社会中的人类——也就是我们自己——终究不同,而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们也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都没有选择去变更、改造、甚至怀疑理性经济人这个假设,而是将所出现的问题和背离算在了现实经济社会中的我们自己身上。简单来说,经济学会这样处理问题:当我们表现得十分利己,且在能够掌握的信息基础上,通过一定程度上精细化计算,作出行为选择的时候,经济学认为我们是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而当我们随心随欲地作出行为选择的时候,也就是像我们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做的那样,经济学认为我们是非理性的。是的,现实中的我们自己,偏离了从我们自己身上抽象出来的假设,然而被认为有问题的(非理性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经济学的假设。再继续解释得清楚一些,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改造的对象,不是经济学的理论假设,而是现实中的我们。经济学甚至结合心理学等其他学科,想出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办法,比如“助推”(Nudge)。值得注意的是,谈这些,并不涉及对其是正面或者负面的主观评价,而是在强调这些“改造”是确实发生的。20世纪50年代,博弈论给经济学思想注入了新活力。博弈论一直都披着神秘面纱的原因,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都因为它根本就是一个天才创造的游戏。它的创始人是数学天才冯·诺依曼——被普林斯顿大学的同学们称为Demigod(半人半神),被大家认为是能够完美模仿人类的神——在同一时代,爱因斯坦也正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可他并没有得到这样的评价。1946年,冯·诺依曼与合作者摩根斯坦——在两位天才的眼里,经济学家与普通人毫无异样,过于平庸,很难将经济学带入像物理学那样的科学行列——出版了《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开始着手用博弈论帮助这些平庸人士对经济学进行改造。博弈论与经济学的连接点在于,它能够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科学分析框架,这种框架能够科学化人与人相处时所作出的行为抉择,或者说,至少为这种行为抉择提供一种看上去更为科学的方法。在冯·诺依曼内心中,对立的两方之间是严格竞争的关系,一方的获利必然导致另一方的损失。基于零和博弈的理念,他所提出的最佳策略选择叫做“最大最小策略”,即最大可能地将损失最小化。这显然是一个远离现实经济生活的“科学计算”,但冯·诺依曼自己会使用它,甚至在军事领域为国家首脑提供建议,还好幸运地没有被采纳。既然是这样,那么在其之后,纳什,这位冯·诺依曼和爱因斯坦同时不看好的年轻人,因为在还是一位博士生时就发表了“纳什均衡”而成为了博弈论最有名的发展者,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冯·诺依曼虽然很懂科学,但是他没有纳什更懂人类。也正因如此,在纳什欣喜地把学术成果提交在冯·诺依曼眼前的时候,被认为只是拓展了数学公式。而实际上,纳什工作的价值,在于他在模型中加入了人类相互依赖的核心特质,科学描述了人们会思考对方的选择、并根据这个选择调整我们自己的选择,尽管这里的人们仍然是理性经济人。我们高度重视博弈论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但是这并不代表它真的为经济学理论带来了什么进展,尤其是在冯·诺依曼转而钻研原子弹和计算机,而纳什又深陷精神疾病之后。博弈论没有继续对经济学产生深远的影响,或者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纳什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他也坦言人们只是在假装这个理论很有用。但尽管如此,博弈论产生的影响并没有结束,没有止步于经济学。博弈论所强调的纯理性,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极少存在,尽管如冯·诺依曼这样的天才可能是个例外。冯·诺依曼甚至认为,彼此不信任,就像自然法则一样毋庸置疑。博弈论没有办法真正用来解释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因为平庸的我们,不会时时刻刻精确计算,所以总是让它失效。但是这并不代表它什么都没做——它深深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假设理性人的行为是不信任对方,参与者必须狭隘地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继哈耶克之后,开始引导我们走向“衰败”的开始。然而,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尝试用道德标准去要求自己、要求别人和作出判断的时候,科斯定理颠覆了我们所基于的这种标准。它认为,这种判断标准是武断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在这种标准下,社会整体的福利是不是达到了最大化,而让判断标准回归理性的方法,就是让交易成本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交易,只要买卖双方愿意自动达成协议,那么政府就不应该对私人交易进行任何干预;政府应当做的事,就是以法律体系来明确规则和权利,为个人通过市场达成自由交易的过程肃清障碍。波斯纳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更出人意料的方法,叫做“财富最大化”。即使在反垄断监管中,如果反垄断的措施会导致目标公司损失大于收益,那么反垄断就是不经济的。按照这种判断标准,这就不是一项好的政策。财富最大化,社会福利最大化,等等这些总量概念,掩盖了活跃在市场经济机制当中的一个个个体,让判定标准距离公正越来越远,让人难以理解,甚至匪夷所思。然而,这一切都不影响科斯定理在经济学理论中的主流地位,尽管它并非科斯本人所提出,甚至可以说与科斯本人所阐述的道理有些背离,它还是自顾自地形成了一种标准,提出了一些方法,打着让一切更有效率的旗号,但是实际上挪偏了公正的标尺,推着我们往“衰败”之路上又走了一步。紧随其后,经济学迎来了自己看上去很万能的时代。1976年,贝克尔出版了《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比较正式地将人类行为引入到了经济分析当中,并开启了经济学无孔不入的时代。他指出:“经济学方法是一种适用于所有人类行为的综合方法。”这下子,经济学超脱了——它适用于所有人类行为,变成了一种但凡是人所在之处都能用来提供方法论的学科,经济学家也变成了“万金油”专家。但是这种认知,建立在把人类假设为利益最大化行动者的基础上,听上去,就有那么点不靠谱。理性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经济学学术研究中喜欢管这个叫做“假设”,其实不如让我们说得通俗点,也就是经济学家提出的假想罢了。比如,我们如果问一位哪怕是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是如何为自己、自己的家人尤其是自己的子女做选择的时候,他恐怕不会回答,是通过先建模、再量化、最后验真再套用现在可掌握的一切概率数据计算得来的。也就是说,经济学家也知道人类绝不可能是一个利益最大化者,至少知道他自己在很多时候是非理性的,但他还是会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去开展自己的理论。货币主义的奠基人弗里德曼就认为,虽然许多经济理论明显与现实不符,但是它们还是具有科学性。更为关键的,并不是贝克尔让经济学无孔不入这件事,而是这种理念迎合了20世纪60年代末北美社会中出现的个人主义,利用一种科学的框架扫清了与这种个人主义相悖的道德规则、社会规范和政府干预。而也正是基于这种假想,导致经济学家们在提出通过以加长刑期来提高犯罪成同时减少公共开支的建议时,美国经济社会现实当中却发生了一场犯罪潮。还不仅于此,“贝克尔们”甚至还把人类对某些东西上瘾的行为,看作是理性行为选择的结果。鉴于此,也难怪谢林直怼贝克尔: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可是,谢林自己也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与贝克尔做了同样的事情。如果说贝克尔让经济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孔不入,迎合和推动了个人主义,那么谢林则是成功地把经济学带入了军事领域,增加了经济学的万能感。谢林还提出,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认为降低自己的死亡风险有多大价值的行为去判断这个人的价值——在此之前,对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而言,无论是何种死亡,处理起来都是一件不轻松的事情。然而,当谢林提出我们人类开始可以被金钱价值来衡量的时候,相关部门可以说,因找到了一条有效路径而松了口气,至少它不再是那个最棘手的问题了。所以,从贝克尔到谢林,不管有意还是无意,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野心勃勃,可能在当下的学界很难找到踪影,但是却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行为,让我们越来越专注于自我,在科学框架支持的批判中,合理合法而又不知不觉地,远离道德。接下来的事情,我们就开始越来越熟悉,那就是经济学开始带着我们从个人主义走向金钱至上。奥尔德雷德教授在书中列出了一个谈不上新颖的笑话,但依然给人颇为深刻的印象:“我出1万英镑,你愿意和我共度良宵吗?”“嗯……”“那么100英镑怎么样?”“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们已经成交了。现在只是在讨价还价而已。”这是一个基于西方文化的笑话,而我们在陈思诚导演的作品《北京爱情故事》之后,也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版本。当石小猛面对疯子的时候,考验他的问题其实是:给你多少钱,你愿意出卖自己的爱人?或者,你的爱人值多少钱?然而,这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问题呢?因为金钱不仅仅是金钱,实际上,在我们的心中,金钱代表了太多的动机,似乎所有的动机都能用它来表达。在面对非常特别的问题时,用它来表达的难度通常也会随着它数量的持续增多而变得越来越低,直到最后我们认为它可以全权代表了。金钱所代表的经济动机,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排挤掉了一些先验动机,然后随着经济动机的不断增强,先验动机逐渐转移或者遭到永久性破坏。通俗点说,就是我们跋山涉水地走上一条并不容易的路,直到在前行过程中遇到了金钱,于是我们鬼使神差地接受了它赐予的东西,而忘却了当初我们为何走上了来时的路……经济学研究的调调一直都不曾发生本质上的改变,即使它遭受过许多挑战。这些挑战或因高企而没有形成有效对话、或基于下位层面探讨着逻辑与方法,都没有直接触及到经济学假设本身。不过,当下,这个状况恐怕已经大有不同。从行为经济学开始,经济学遭受了历史上最为严峻的挑战,原因是其挑战了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或者,用行为经济学家的语言来说,行为经济学与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本来就不同,后者研究的是“理性经济人”,而前者研究的是“人类”。这个难掩锋芒的结论并非出自卡尼曼——这位行为经济学的创始人物甚至在提出“前景理论”的论文当中,都谦逊地表明,这一理论并不是为了颠覆经济学,而只是在为期望理论打一个补丁——而是出自另一位行为经济学家塞勒。行为经济学家的表达方式或许迥异,然而思想的内核却并无不同。本书作者显然在这一基础上,又继续迈进了一步,开始并不囿于经济学研究的各种范式,而是将它放回实实在在的世界当中。面对着依靠“笼养鸡”发家的费舍尔对哈耶克的赞助及其与朝圣山学社丝丝入扣的关联,咀嚼博弈论始祖冯·诺依曼与最重要发展者纳什之间针锋相对的故事,跳出经济学视角观察天才拉姆齐如何看待凯恩斯……这些可能都不是我们以往看到的刻板经济学,却是我们在书本中所看到的经济学家及其理论当时设身处地的真实世界。这不是一个主流的方式,我们也不必过多去探讨它是否有效,因为不断处于动态当中的卓越思辨,本来也不适合用过于功能性的定论去看待——虽然我个人在经历翻译过程后,的确感觉,收获良多,至少人类学家师友綦教授说,我看上去不再像裹挟在一条狭长又日渐细窄的管道里了。通过一份可被视为“日常”的翻译工作,我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感谢本书作者奥尔德雷德教授(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感谢推荐序作者綦晓光教授(剑桥大学沃尔森学院)、感谢翻译研讨伙伴助理研究员王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理学院生命科学系)——让“理性经济人”假设这个好不容易树立在我脑海中的矛盾的常设意识,终于突破重重阻碍,升华成了常设反思意识。虽然乍看上去,这种转变颇带些逆流而上的意味,但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转变让人感觉更加脚踏实地。反思经济学的专著不在少数,但出于经济学家之手的深入浅出的经济学反思并不多。基于此,奥尔德雷德教授这本可酣畅阅读并令人信服的著作更显难能可贵。这本书,并不是为经济学打的“响指”,而是作者深度反思经济学究竟应该向哪里去以及我们应该如何与之相处的长鸣警钟,言语犀利又实在,而内涵绵延又带有人本的温度。所以,不能再逃避思考了:主流经济学让我们的生活变好了,但让我们自己变好的经济学在哪里呢?(本文为《通往衰败之路》译者导读,作者苏京春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开放经济与公共财政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在中信出版社已出版译著有《通往衰败之路》《经济奇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逻辑》等。)(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新闻推荐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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